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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钓台多，但有名气的少。钓鱼台要出名，需得和名人有染，而且最好还有一些奇特的故事，比如姜子牙的直钩钓，严子陵把脚搁在皇帝肚皮上睡一夜，等等。
黄河里的鱼，人们吃了几千年，但全国十大钓鱼台，没有一座属于黄河。近些年，我沿黄河上下乱跑过一些地方，考察对比之后发现，保德县的钓鱼台地理位置险绝，建筑规模宏大，钓台上还坐过一位仅次于猛人的名人，保德钓鱼台不敢说是万里黄河第一台，至少是晋陕峡谷第一台。
从保德县城出发，沿黄河下行10.5公里，在晋陕峡谷左岸高耸的石壁上面，有一连串人工开凿的石屋。石屋一共十几间，大小不一，高低错落，相互间或以石洞贯通，或用栈道相连。这是明末五省总督陈奇瑜在放跑李自成，戴罪归乡以后开凿的，乡人称其为钓鱼台。
早年间，乘船顺黄河而下，站立船头，远远就能看见半崖上那些石屋的窗户，如同一个个神秘的洞口。其时栈道都已损坏，人从黄河里攀不上去，从山上也很难下来，十几个石屋悬在高高的绝壁上面，冷清得很。再后来，开辟沿黄公路，有几个石屋被炸入了黄河，钓鱼台越发破败，无人问津。
近几年，人们对帝王将相突然钟情起来，利用各种形式大肆翻炒。热炒崇祯李自成的同时，陈奇瑜也被捎带进了锅里，成了半个热门人物。
陈奇瑜，保德城内人，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进士，先出任河南洛阳知县，以后仕途顺畅，崇祯继位时（1628年）任按察使，不久又出任陕西左右布政使。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二月，陈奇瑜被委以五省总督重任，总揽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五省军务，专门围剿农民起义军。上任四个月，他指挥大小战斗二十三场，全部获胜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这位连大刀也提不起来的文官，统筹指挥能力甚是了得，到六月，他居然又将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三万多农民军赶入了陕西安康附近的车厢峡内。
车厢峡长四十余里，两面绝壁，好入难出。加之天不作美，大雨连连。其时的情形，比诸葛亮在上方谷困住司马懿父子还要严峻。绝境中，李自成等使出了诈降计。陈奇瑜中计，将三万六千多农民军编成队，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护送，要将这些人遣散归乡。不料农民军一出车厢峡，立即杀掉安抚官，重整旗鼓，攻州掠县，关中又大乱起来。
后来的结果是，陈奇瑜先被逮捕下狱，后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六月回了老家保德县。与同时期其他大将相比，陈奇瑜犯下如此错误而未被砍头，实乃大幸。
陈奇瑜放跑李自成的原因，历来众说纷纭。保德民间说法，是李自成给陈奇瑜身边的人送了两个金夜壶，身边的人就劝说陈奇瑜接受了李自成的投降。这和多数史料说的农民军贿赂收买陈奇瑜身边人基本一样，只是金夜壶俗了一些。
大约因为老乡原因，我总是想把陈奇瑜想得好一些。一度时期，我曾设想，陈奇瑜放跑李自成等三万多农民军，是否慈悲为怀，不忍下手？被围的农民军多数是陕北人，与保德县只隔着一条黄河，能算作半个老乡。加之陈奇瑜在陕西做过官，深知老百姓之苦，放他们一条生路，善莫大焉。但在细看史书之后方知，我这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与愿望。陈奇瑜虽是文官，但在任五省总督之前，围剿农民军就毫不手软。陕西好几十位有名的农民领袖，诸如一条龙、扫地虎、草上飞、满天星、金刚钻、满天飞等等，都倒在了他的手下。崇祯把五省总督的大印交与陈奇瑜，也正是看准陈奇瑜围剿农民军既有手段，又卖力气。
车厢峡事件十年之后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上吊。人们读到这段历史时，心底不由要打一咯噔：假如陈奇瑜在车厢峡不接受投降而发起攻击，将会如何？一些保德老乡甚至说，陈奇瑜差一点改变了明朝的历史。
果真如此吗？
假如陈奇瑜不是受降而是发起攻击，结果不外乎两种：一是农民军大部被剿灭，李自成等少数将领突围而去；二是李自成等全部被剿灭。
如果李自成等少数将领突围而去，其结果肯定是东山再起。车厢峡事件四年之后，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十月，李自成在潼关南原遭洪承畴和孙传庭合击，伤亡惨重，最后仅十八骑杀出重围，逃入商洛山中。然而仅仅两年之后，李自成出山一呼，闯字大旗下立刻又人马云集，中原大乱。
如果李自成被杀，结果是李自成以一个起义军小头目写入史册，但农民造反的战火不会熄灭。杀了李自成，自有后来人。就像王家胤被杀后有高迎祥，高迎祥被杀后有李自成，农民军不愁无人统领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农民军不攻破北京，清军也会攻破，江山易主没有悬念。
李自成攻破北京，赶得崇祯上了吊，不是因为李自成太厉害。《过秦论》里说陈胜：“瓮牖绳枢之子，氓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，才能不及中人”，李自成的才能谋略大概比陈胜略高一筹，但也还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。李自成后来的失败，基本证明了这一点。说崇祯太无能，崇祯不承认，临死还急得说：“诸臣误我”。说文武大臣帷幄无谋，疆场不猛，也不准确，事实上多数大臣很努力，不少人拼死疆场，堪称壮烈。明朝败亡的原因多得一时难以说清，细细分析总结是历史家和政治家的事，民间说气数已尽，说得非常好。
历史发展是一种必然，个人命运是一种偶然。越是大的事物，必然性越强，越是小的事物，偶然性越多。一个人出门走路，各种偶然随时都会发生。宇宙运行，从来不会有什么偶然出现。
历史上，造反要被杀头，甚至株连九族，有半步奈何，人们都不敢去冒险。然而到崇祯年间，民间把造反看得稀松平常，一有不忿，就抄家伙高喊造反。其时举起一面造反大旗，就像文化大革命成立一支战斗队一样简单；聚集一些人马，就像现在召集一些群众去上访一样容易。一道闪，一声雷，平地便是一股水，转眼汇集一处，就成了滚滚洪流，势不可挡。
陈奇瑜戴罪归乡以后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眼看着国破君亡，山河易主，不知他是怎样一种心情。然而不管心情如何，除过对着黄河或叹息或呼啸几声以外，他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。
1645年夏天，陈奇瑜购买了钓鱼台一带的山头，开始在绝壁上开凿石屋。其时，崇祯上吊已经一年多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已败亡。陈奇瑜的孙子陈大德后来在《钓鱼台记》中说，祖父开凿钓鱼台，为的是避乱。
这是一项宏大艰巨的工程。石壁下面是滔滔黄河，搭不成脚手架，人只能像开凿红旗渠那样，从山顶悬索而下，先凿石窝，安木楔，架栈道，然后再逐步展开工地。砂岩如磐，石质坚硬，没有先进的工具，全靠人一锤一錾敲打。据说当时工匠用凿下的碎石渣计算工钱，一升石渣换一升米，工程艰巨，可见一斑。而今虽历经三百多年，但石屋墙壁和顶上，錾子的凿痕依然清晰如初，整整齐齐，如同梳子梳出来一般。
叮叮当当的锤錾声在黄河上响了两年多，钓鱼台工程宣告结束。石屋一共十几处，有书房、卧室、仆人居住处、会客厅、储藏室，甚至还开凿了一个吕洞仙祠，供奉着吕洞宾塑像。最下面的石阶上，还凿了一眼水井。倘若二三十个人住进来，与外界隔绝，三月两月可保无恙，确实是一个避乱的好场所。
钓鱼台工程结束这一年，南明也已败亡，陈奇瑜再无可顾眷，能守护的，唯有家乡的山水而已。他在钓鱼台上题词：“黄河以为池，勿用凿也；青山以为城，勿用筑也。”家务之余，他也常到这些石屋里居住几天。站在钓鱼台的石窟上，凭窗而立，但见黄河浩浩，秦山迤逦，令人心境辽阔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没多久，又一轮剃发令过来，陈奇瑜坚拒不从，于1648年正月被清廷处死。
陈奇瑜之死在《明史》中记述不详：“后聿键自立于闽，召奇瑜为东阁大学士。道远，未闻命，卒于家。”唐王聿键在福州即帝位是1645年夏天，正是陈奇瑜开始修凿石屋的时候。兵荒马乱，福建的诏书，终竟未能送达保德，或者说送到了，但陈奇瑜难以赴任。《明史》为清朝所修，清廷不想承担处死明朝遗臣的恶名，就含糊着用“卒于家”三字为陈奇瑜做了了结。现在不少人根据前文，顺势就把陈奇瑜“卒于家”的时间算在了1645年，比实际时间早了三年。
陈奇瑜死后，葬在离钓鱼台大约十来里的一座山梁上。墓地坐南朝北，面对黄河。从残存的石雕以及台基看，墓的规模不小。现在，墓地已破败不堪，石碑石人石马石狮等都被打碎，有的散落坡下，有的垒了梯田堰。近二年，墓地上面又新撮起了别姓人家的坟头，想来大约是为了追撵风水吧。
陈奇瑜的后人，有些外出做官移居他乡，留在本县的繁衍不盛，最后一位不知是多少代孙，也已于十年前去世。
“山高露石头，黄河往西流”，这是保德民谚里的两句。黄河自天桥峡奔涌而出，向西贴着保德县城流过，到钓鱼台，开始缓缓往左转，一过钓鱼台，就直直的往南去了，钓鱼台正好处在由西向南的拐点上。黄河对岸是陕西省府谷县，明末农民领袖王家胤的故乡。王家胤起事早，能算李自成的大哥，他的胆识谋略也都不凡，可惜后来战败，被部下叛将所杀。如果王家胤不死，或许也能打到北京去。府谷人称他是府谷的骄傲，是陕北人民的优秀儿子，府谷县黄甫镇宗常山上有他的一座纪念馆。
历史是一条长河，各色人物是河中的石头和沙粒。大人物大石头，小人物小石头，芸芸众生如泥沙。各类历史事件，是石头和泥沙激起的朵朵浪花。石头和泥沙能使河水大浪起伏，涛声澎湃，但改变不了河流的方向和进程。不管石头是挺立还是翻滚，所改变的，只是石头和沙粒自己，以及河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浪花。李自成，陈奇瑜，崇祯，车厢峡，钓鱼台，乃至更多的人物和事件，都是这样的一些石头和浪花。时间过去越久，人们看得越是清楚。 | 
